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
法治社会必须摒弃&濒诲辩耻辞;文件治国&谤诲辩耻辞;
来源：齐鲁晚报 2015-5-11 刘志浩
9日上午，在第96期齐鲁大讲坛上，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知名法学家王振民在谈到中国法治路径选择的问题时指出，现在是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最好时机。建设法治国家，消除人治恶习，就要去除&濒诲辩耻辞;文件治国&谤诲辩耻辞;思想，明确行政机关唯一的行政方式就是依法行政，即老老实实执行国家的法律。
&濒诲辩耻辞;现在是法治建设的最好时机&谤诲辩耻辞;
&濒诲辩耻辞;可以说现在是中国百年以来法治建设的最好时机。&谤诲辩耻辞;王振民认为，依法治国离不开国家的团结统一，更离不开一个权威的坚强主体。在中国，这个主体只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从国外经验看，实现法治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以世界上最早提出法治的国家英国为例，自800多年前通过《大宪章》后，尽管历经曲折，英国却一步步实现了法治政府的目标，而这个过程离不开其王室强有力的领导。
&濒诲辩耻辞;没人说国王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障碍，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谤诲辩耻辞;王振民解释，因为法治的确立需要借助于权威。
反观中国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被迫打开，清政府的权威遭到削弱，各种起义、暴动、割据混战轮次到来，中国的内忧外患不断，一度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法治更是无从谈起。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又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建立，才为法治建设创造了前提。
&濒诲辩耻辞;法治不是人的本性，人治才是，搞法治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精密的组织协调才能完成。&谤诲辩耻辞;王振民说，在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走向法治的关键时间节点，它的执政团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濒诲辩耻辞;每个人都不应置身事外&谤诲辩耻辞;
王振民坦言，过去，我们的政府没有建立法治思维，&濒诲辩耻辞;按理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应该对政府工作影响非常大，但没几个书记理会，他们宁可花时间去研究中央和省市的文件，因为这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绩。&谤诲辩耻辞;
&濒诲辩耻辞;过去有一个提法，叫‘文件治国’，甚至‘社论治国’，这都与法治思维相悖。&谤诲辩耻辞;王振民说，之前曾出现过最高法连一些村级的红头文件都&濒诲辩耻辞;管不了&谤诲辩耻辞;的情况，&濒诲辩耻辞;全国人大管不了一个村委会，这说明了很大的问题。&谤诲辩耻辞;
王振民认为，执政党要带领人民依法治国，首先自己要带头遵守，&濒诲辩耻辞;文件不能随便发，特别是跟法律冲突的文件是不能发的。&谤诲辩耻辞;
他认为，目前这个阶段实际上还是&濒诲辩耻辞;文件治国&谤诲辩耻辞;和法律治国并行。不过，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法律，是个很好的信号。
&濒诲辩耻辞;不仅要有政府的推动，我们每个人都不应置身事外。&谤诲辩耻辞;王振民说，依法治国需要全民达成共识，对于普通人来说，参与到这个进程中不是多么&濒诲辩耻辞;高大上&谤诲辩耻辞;的事：&濒诲辩耻辞;比如遇到纠纷，能不能首先考虑走法律途径，而不是先托关系?&谤诲辩耻辞;
&濒诲辩耻辞;政府就要老老实实执行法律&谤诲辩耻辞;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现在的中国立法、司法和执法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还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濒诲辩耻辞;很多法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排队，有的排了20多年、10多年，一直在那儿排着。&谤诲辩耻辞;以《民法典》为例，王振民说，新中国成立初废除了国民党制定的《六法全书》，至今66年也没制定出一部《民法典》，&濒诲辩耻辞;这不能不说是遗憾。&谤诲辩耻辞;
至于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王振民认为，部分&濒诲辩耻辞;太粗糙&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一部分法律回避矛盾，回避焦点，对照西方动辄成百上千条条款的法律，我们的很多法律只有几十条，数量、质量都不够，难以适应实际需要。&谤诲辩耻辞;
针对执法，王振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濒诲辩耻辞;行政机关唯一的行政方式就是依法行政，即老老实实地执行人大通过的法律。&谤诲辩耻辞;现在行政机关都在做权力清单，&濒诲辩耻辞;权力清单从哪儿来?法律授予的，所以你不能行使法律没让你行使的权力。&谤诲辩耻辞;
针对司法，王振民认为，很多规则的形成最终通过法院的每一个个案来确定，因为立法不可能触及到社会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细胞，从某种意义上说，&濒诲辩耻辞;法治是打官司打出来的。&谤诲辩耻辞;
本期大讲坛在山东大学举行，由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忠夏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