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兴起、发展和普及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正在深刻改变知识的生产、加工、传播、接受和普及方式，历史知识也不例外。一方面，颁丑补迟骋笔罢和顿别别辫厂别别办等大语言模型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和有益补充。比如，人工智能可以整理古代典籍、释读文字、绘制图表、以人力无法企及的效率分析文献中的信息，并且做出比较、建立联系。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不可避免地让历史学家产生危机感。现阶段，人工智能还无法提出真正有价值的史学问题，不能鉴别史料的真伪，甚至可能伪造信息。然而，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以深度学习为技术核心的生成式语言模型与历史学家的工作具有相似性，二者都通过占有、选择、分析和语境化地处理数据，将它们组合成一个融贯的文本。那么，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学家的工作可能在未来被人工智能代替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历史教育的价值又在何处？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目前各个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历史学从业者人数，恐怕超过了此前几个世纪历史学家的总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学家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要承担历史教育这一重要的社会职能。然而，这并非一直如此。长期以来，历史知识相比其他知识门类，在智性培育上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历史教育自19世纪开始受人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任何共同体，都需要基于血缘和历史的共同纽带，维持足够的精神凝聚力。
然而，历史教育不仅包括了解和熟知某些重要的人物、事件和纪念物，还应该起到智性训练的作用。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曾经说过，人类能真正理解的只有自己的创造物，所以历史是一种比自然科学更为真实的知识。在任何经历剧变和转型的时代，人们往往更加渴求理解自己从哪里、历经了何种过程抵达当下的处境。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每个个体独立地追寻，作出判断，得出结论。真正的历史教育应该提供的，正是解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这也意味着在今后的历史教育中，传统的课堂讲授恐怕不再是唯一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方式。除了了解基本的历史事实，掌握主要的历史脉络，如何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对某些历史问题进行更深层的共同探讨，才是摆在历史教育者面前的课题。例如，无论个体还是社会，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可供他们选择的可能性是不同的。那么，为何有些历史可能性实现了，而有些本可能实现的可能性最终没有实现？在结合具体案例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的思维训练，是人工智能无法代替的，但它可以在其中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
人工智能对历史教育的挑战，反映的其实是历史教育本身的困境，历史研究也同样如此。首先，历史知识的生产方式高度同质化。建立在期刊论文发表上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每年有无比庞大数量的历史学论文被生产出来，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有人做到读完哪怕是一个狭小领域内的所有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来自不同研究方向、身处不同学术共同体的学者之间，却缺乏实质性交流。例如，全球史学者和思想史研究者虽然同样都关注启蒙运动，但是他们对于启蒙运动的定义、范围、性质和影响几乎无法取得任何共识，也并不关注对方的研究进展。人工智能无疑在海量阅读和生成研究综述上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很大帮助，但是这种帮助恰恰体现了当下历史研究中的某些问题。
其次，“人”逐渐从历史研究中消失。这不仅体现在人类不再是历史研究的关注焦点，更体现在历史写作本身变得缺乏个体性。无论是写作专着还是论文，都有大量需要遵循的“规则”、需要回应的“理论”和需要使用的“概念”。大语言模型的优势是擅长模仿，而当下的历史写作恰恰提供了更易于模仿的模式。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曾有一句着名的论断：历史是过去与未来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卡尔同时代的另一位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也曾提及，可被后人继续诵读的历史，往往更为透彻、鲜明、引人入胜地体现了作者的历史哲学。如果从宽泛意义上将历史哲学理解为历史学家对历史意义的思考、对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体察，以及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畅想，那么真正有温度的历史写作就应该具有这些因素。它还应该包括每个历史学家的个人境遇、现实关怀和他从历史中得到的感动、温暖、同情与慰藉。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很好的助手，但这必须是以保留他的个体性为前提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学家对人工智能恐怕无需过分崇拜，更不用过分忧虑，而应将它视作一种契机，促使他们思考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意味着什么，以及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对他的个体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辑：李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