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在荷兰莱顿举行的国际眼科科学院50周年院士大会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医学院长聘副教授王亚星从科学院主席手中接过了院士奖牌与证书。
国际眼科科学院是全球颇具影响力的眼科学术组织，院士为终身荣誉，全球限定100位次，王亚星是目前最年轻的在任院士。
面对全球同行的认可，王亚星依然保持着平常心。“这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对我来说，这次当选是荣誉，也是责任，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作为一名临床医师科学家，王亚星长期聚焦青光眼与近视相关疾病的关键科学问题，致力于通过临床研究、先进影像技术、流行病学调查与大数据驱动研究，系统解析疾病发生机制，将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深度融合，推动早期筛查策略优化、诊疗模式创新与风险评估工具发展，努力以科研成果引领临床认知转变与诊疗水平提升。
王亚星希望自己的努力，能为那些或将陷入视觉黑暗的人点亮希望的灯。
摸清北京眼病家底
中国人的眼睛最容易生什么病？什么病最容易导致中国人失明？2001年之前，这些问题没有准确答案。
彼时，在一些发达国家，对于本国公民眼病患病率的相关摸底研究已经陆续开展，这让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当时的所长徐亮很着急。为了尽快填补这项空白，2001年，徐亮带领团队深入北京城乡居民区，采用国际通行的技术设备和手段，调查了4000余名40岁以上居民，调查内容包括他们的屈光状态、主要致盲性眼病的患病率及致盲构成比、常见眼病的相关因素和危险因素、视觉损害对活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的影响和眼保健服务的现状等方面。
“不同国家的人，基因不一样，生活的环境不一样，经济水平也不一样，得的病肯定也很不一样。只有摸清了具体的眼科疾病，尤其是致盲性眼病的分布情况，我们才能更加有针对性地制定眼病防控策略。”来到首都医科大学攻读眼科学硕士研究生后不久，王亚星就加入了徐亮的项目组，她这样解释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
2006年，王亚星参与了5年随诊研究的采样工作。
“我们把科室所有能带的设备都带了过去，给随诊人群做了全套的眼科检查，留下了非常客观的眼底影像。当时，整个项目组可以说是不计成本地在做这件事。”当年大家齐心协力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的场景，王亚星还历历在目。
2011年，从英国学习归国的王亚星成为项目10年随诊研究的组织者。那段时间，两个问题不停地在她的脑海中萦绕：如何把这个研究设计得更加完善一点？怎么让这个研究的生命周期更长一些？
“我当时就在想，我们要把这项研究打造成一个更综合的平台。”于是，在很多医院还没有普及翱颁罢（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检查）设备时，王亚星就将该设备引入了10年的随诊取样中，留下了被调查者眼部组织结构的叁维断层显示图像；同时引入了阿尔茨海默病、心理健康等评估量表。
研究设计的前瞻性如今正在被一点点证实。
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北京眼病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最重要的眼病流行病学调查之一，是全球第3个长期随诊的眼科流行病学研究。这项研究率先取得了我国城市人群眼病流行病学的研究资料，描绘出中国人的“目况”，为政府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持。
有些研究结论甚至颇具颠覆性。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拿到了中国人致盲疾病谱，高度近视居首位；并不是在外国人中居首位的青光眼和黄斑变性。”王亚星回忆，这一发现甚至超出了很多业内专家的预期。
再比如，在该研究开展前，门诊大夫接触的大多是闭角型青光眼，因此，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该种急性发病的青光眼是原发性青光眼的主流。而研究数据显示，我国慢性开角型青光眼患病率高于闭角型青光眼。另一项研究结论或许能解释背后的原因，慢性青光眼患者中，八九成的人不知道自己患病。“开角型青光眼太‘沉默’了，所以容易被大家忽视。”
这些研究结论化为了一篇篇让业界瞩目的论文。据统计，北京眼病研究目前已经在国际同行评议杂志发表论文300余篇，多篇文章单篇引用率超过500次，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国际眼科界了解中国人群及眼病状况的窗口。
这项研究还在继续——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变与眼睛结构的改变有什么关系？抑郁的情绪是否会导致眼睛结构的改变？……更深入的数据挖掘和研究还在进行中，为眼与全身疾病的关联勾勒出新的网络。
英语流利的王亚星代表团队频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亮相，分享北京眼病研究的相关发现，对外发出眼病研究的中国声音。“我是从这项研究中成长起来的，大家也是因为这项研究认识了我。”
与“沉默杀手”过招
青光眼是全球第一大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该疾病分类复杂，病因多样。有的类型发病隐匿，进展缓慢，几乎没有自觉症状，很多病人直到一只眼睛失明才被确诊。因此，这种疾病也被称为“沉默的视觉杀手”。
雪上加霜的是，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视功能损伤是不可逆的，医生对其并不能进行有效根治。因此，该疾病的防治关键就是早发现。
对于青光眼的诸多“未解之谜”，正是吸引王亚星最早踏入该领域研究的原因。在她看来，未知越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也就越多。
但，挑战也更大。
过去十多年里，王亚星不屈不挠地跟这位“沉默杀手”过招，希望能揪出预测疾病发生的蛛丝马迹。
大部分医生都是从青光眼的发病原理入手。王亚星解释，青光眼的基本病理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眼压升高，升高后的眼压导致视神经的血液及神经营养供应之间的关系失调。然而，王亚星主导的研究发现，如果用单次眼压进行筛查，青光眼检出的敏感性仅为30%。这也意味着，单凭眼压高这个指标，医生无法对青光眼做出准确诊断。
此外，眼压正常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完全没有患青光眼的风险。
一次，一位接受近视矫正手术后的患者因眼睛干涩前来就诊，其眼压检查结果显示正常。但长期的临床研究让王亚星敏感地意识到，患者真实的眼压数据可能被近视矫正手术“打了折扣”。在她的建议下，该患者接受了更为全面的检查，结果被确诊为中晚期青光眼。接受及时的干预后，该患者得到妥善的治疗与控制。
这样“虚惊一场”的结果虽然让人欣慰，但王亚星并不满意。
一定还有更加精准的方法来预测青光眼！
新的技术手段的出现，让王亚星有机会将研究重点投向眼睛更加微观的结构。作为眼底的重要组成部分，视乳头是视网膜血管、神经纤维进出眼球的必经之路。观察视乳头的形态、颜色、边界以及周围的血管状况等，能为诊断多种眼部疾病提供关键线索。
此前，对这直径只有1.5毫米的圆盘状复杂结构，业内并没有精细的微结构定义。“它虽然很小，但特别复杂。”王亚星认为，只有将微结构确定下来，才能更好地定义其相关特征和变化。于是，根据检查设备获得的叁维断层显示图像，王亚星对视乳头微结构进行了精准的叁维重建并标注，将其从形态学上分为视盘和视盘周围区域。如今，这一定义已成为领域内标准。
这一精细标识，在青光眼的诊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视盘旁萎缩弧是指视乳头边缘出现的弧形或环形颜色变淡区域，“之前大家普遍认为，患者眼睛只要出现这个区域，就可以被确诊患有青光眼。”王亚星解释，但更为精细的关联性分析显示，视盘旁萎缩弧还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有的类型与青光眼的发生显着相关，有的则没有关系。
包括视盘旁萎缩弧在内，盘沿出血、视网膜血管直径、脉络膜厚度……慢慢地，在王亚星的严谨考证下，与青光眼发生高度相关的一个个指标暴露出来。
北京眼病研究也让王亚星意识到高度近视与青光眼的强关联性。
研究团队发现，视力正常人群中，青光眼患病率为1.6%，而在高度近视人群中，这一数据高达8.2%。该研究首次证实，高度近视是青光眼的独立危险因素。对视力正常人群、轻度近视、中度近视、高度近视4组人群10年后的追踪研究发现，4组人群新发开角型青光眼的几率分别为2.1%、6.2%、8.1%和13.3%。
该研究是全球首次对高度近视中青光眼发病率进行报道与分析，研究结果对青光眼防治策略的建立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之前，大部分高度近视患者的眼睛不舒服了，会去找擅长看眼底病的大夫，大夫可能一看对方的眼底没问题，就让患者回家了，错过了青光眼干预的最佳时机。”王亚星期望，能早日认清青光眼和高度近视的结构性发病机制，建立起早期识别和预警体系，帮助更多的人在黑暗边缘及时刹车。
不断跨出舒适区
共发表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论文300余篇，其中第一/通讯作者论文100余篇，研究成果发表于多个国际顶级医学与眼科学期刊，其论文总引用数超过5万次;
2023年、2024年，连续入选全球2%顶尖科学家；
2023年及2025年接连入选亚太地区前100名眼科医生；
……
王亚星身上的光环不少，但人们在网络上几乎搜不到她学术分享之外的任何报道。低调谦逊的性格，让她更擅长与科学问题以及一堆堆数据打交道。
“我之前更愿意埋头做自己的研究，但现在有了更多的责任感，希望更多的人能因为我的研究而获益。”王亚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促使她接受本次采访的原因，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眼科疾病尤其是高度近视的危害。
近日，王亚星发起建立的中国眼病联盟，开展了迄今为止样本量最大、时间跨度最长、覆盖最广的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流行病学研究。研究整合了1998年至2022年间119项高质量研究数据，覆盖509万余名7岁至18岁儿童青少年，构建起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趋势最全面数据库。
团队刚刚发表的研究显示，城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自2006年起趋于稳定，农村地区则晚至2013年趋稳；尽管总体近视趋于平台期，但高度近视比例仍在持续上升，未来高度近视相关致盲性疾病风险加剧。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干预，我国将在未来二叁十年内进入以高度近视为主的致盲性眼病高发期。”王亚星说，高度近视是视力健康的另一“隐形杀手”，其带来的不仅是视物模糊、频繁更换眼镜的麻烦，更严重的是导致视网膜及视神经不可逆性病变的风险。除了患有青光眼的风险加大，高度近视人群的视网膜脱离风险也显着增加，黄斑变性、视网膜裂孔等发生率飙升，视功能中重度永久性丧失甚至失明的概率大大提高等。如果患者是在青少年时期发展为高度近视，其终生的视力质量、学习能力、职业选择及生活质量都将受到影响。
目前市面上的防近视产物让人眼花缭乱。但在王亚星看来，这些产物大多缺乏真实世界效果验证，远期安全性也缺乏证据。她正带领团队建立全球最大的近视真实世界平台，系统评估不同防控手段的应用效果，希望从公共卫生视角，探索符合中国背景的经济、高效、可及、合理的综合防控路径。“大家没有必要提到近视就感到恐慌，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危险的近视类型，提前做好防控。”
2024年10月26日，北京视觉科学与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在清华大学成立。该中心将从光学、神经科学、药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数字医学、人工智能、眼科学等大量交叉学科入手，创建国际引领的大数据驱动的智能眼科创新中心、眼科创新设备研发中心、眼科药物研究及转化中心等。
作为执行主任，王亚星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但她感到更多的是兴奋，多学科的交叉让她看到了眼科学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清华大学在基础科学、工程、信息技术等研究领域具有国际领先的实力，如果有眼科临床医生及临床科学家的引导，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可以更好更快地将自己的技术应用在眼科实践中。”过去一段时间，性格内向的王亚星不断跨出自己的舒适区，敏锐地捕捉其他学科与眼科的交叉点，与不同学科的专家团队探讨合作的可能。
回望王亚星的学术轨迹，离不开几次关键的选择。
第一次是在北京同仁医院，她有机会早早参与到北京眼病研究中，在职业起点便站在高水平的临床科研平台上；第二次，是在住院医早期阶段远赴英国伦敦着名的惭辞辞谤蹿颈别濒诲蝉（墨菲尔德）眼科医院，在那里，她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临床医师科学家”的概念——既救治患者，又开展与临床紧密结合的研究；第叁次，是来到清华大学，这一平台为她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使她能够与来自不同学科的顶尖科学家合作，也让她在临床与科研结合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长远。
这叁次选择，串联起的是一名青年医生到临床科学家的成长路径，也是王亚星逐步承担更大责任与使命的心路历程。
20多年过去，王亚星的初心未改。她希望用研究为人们点亮黑暗中的星星之光。为了揭开更多视觉世界的未解之谜，她一直在路上。
编辑：李华山
